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公园内，汤中立的名字被镌刻在“镍都开拓者纪念碑”上。长安大学教授汤中立院士是我国著名矿产勘查专家、矿产地质学家，他在矿产勘查实践和地质矿产理论研究方面的诸多贡献，结束了我国缺镍少铂的局面，并对我国金属矿山的环境问题和治理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实现矿山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慧眼识“石”

1952年，18岁的汤中立考入北京地质学院，他选择了当时国家最需要，但工作环境非常艰苦的地质专业。汤中立至今仍然记得，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在开学典礼上风趣地说：“同学们，你们应当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要熟悉和掌握我们居住的地球。”

大学毕业后，汤中立来到甘肃，在祁连山地质队开始了自己的地质生涯。1958年，汤中立担任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分队长和技术负责人，他和队员们负责河西走廊东部地区的地质调查工作，配合并指导群众报矿。

一天，汤中立和同事们来到永昌县河西堡镇，查看群众报矿成果。在众多矿石标本中，一块布满孔雀石的矿石标本引起了汤中立的注意。问清矿石标本的来历后，汤中立和同事们在报矿人的引领下，立即驱车赶到矿石标本发现地——白家咀子（后更名为金川）含孔雀石的岩体露头处。

在随后的两天里，汤中立和同事们经过仔细分析研究，认为这里是一个储量丰富的铜矿，并向祁连山地质队的大队技术负责人陈鑫工程师作了汇报。几天后，矿石的化验结果出来了，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金昌铜镍矿床最早的一份矿石标本分析报告。随着勘探的深入，两年后他们完成了第一矿区初步勘探任务，提交了矿区第一份地质勘探报告——《白家咀子硫化铜镍矿床第一矿区地质勘探中间报告》。

不断探索实现重大突破

当时，国家钢铁工业急需制造合金钢的镍，因此金昌镍矿的发现和第一矿区的勘探成功，无疑是中国镍矿勘探的第一次重大突破，为我国第一个镍工业基地的矿山建设和选冶厂设计提供了资源保障和地质依据。

几年后，金昌镍矿第一矿区的地质勘探工作结束，但第二矿区的勘探工作迟迟未有突破。

对于地下世界的探索，既需要科学的精神，更需要魄力和勇气。汤中立和他的同事们经过仔细观察，推测还没有勘探到主岩体，再往深处勘探仍有希望。也许是探索地下世界的勇气，也许是对科学的直觉，促使他们继续向下钻孔勘探，终于发现了富矿体。

这一矿体的发现和后来的勘探，使得金昌矿床的储量翻了几番，镍储量达到545万吨，铜储量达到350万吨，共生和伴生资源还有钴、铱、钌、硫、碲等，金昌铜镍矿跃升为世界级超大型铜镍矿之一，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汤中立和同事们完成了一次对地质科学领域探索的重大突破，中国也由一个贫镍国进入到世界主要产镍国的行列。

如今，回想起这段经历时，汤中立淡淡地说：“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全体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我自己只是面对困难不灰心、勇敢去探索而已。”

创立“小岩体成大矿”学说

到上世纪80年代，从事了20余年地质勘探实践的汤中立，认识到科学研究与科学交流应贯穿于今后地质勘探实践的始终。之后，在从事中国镍矿床的研究中，汤中立提出“小岩体成大矿”的成矿模式，并创立了“小岩体成大矿”学说。

1980年5月，时任甘肃省地矿局总工程师的汤中立，应邀参与编写《中国矿床》一书，他负责编写了约10万字的《中国镍矿床》等相关章节。在这些章节中，汤中立等矿床学家依据甘肃、云南、吉林、广西、四川、河北、青海等地的矿床实例，阐述了中国镍矿的基本特征，总结了中国镍矿的成矿规律。

通过参与这一次编写工作，汤中立发现中国镍矿床的岩体都很小，这和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关于岩浆硫化物矿床的权威观点相左。于是，汤中立通过相关研究，系统阐述了深部岩浆熔离复式贯入的成矿模式，并强调这就是小岩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这项研究获得199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其后，汤中立依据中国岩浆硫化物矿床的实际情况，通过一系列科研项目，出版多部专著和数十篇论文，倡导并创立了较为系统的“小岩体成大矿”学说，这一学说至今仍被同行广泛引用并指导着新矿床的勘探工作。

除对中国镍矿进行研究之外，汤中立还一直致力于区域成矿研究，不断探索区域成矿前景，为岩浆矿床的地质勘探指明方向。